今 (2024) 年4月3日早晨，花蓮近海發生芮氏規模7.2的大地震，其中在北北桃部分地區實際震度達到四級，許多居民卻沒有收到國家級警報，引發議論。一些專家學者指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基礎科學觀測與研究仍有很大缺口，包含長期發震機率圖和東部海底斷層構造等還需要更詳細的資訊，使得初估震度與實際震度有不小落差。
從地震到颱風等天災，再到人口與經濟等社會變遷，各式各樣影響社會生態系統的「驅力」持續作用於花蓮，但這些驅力本身、驅力間的作用過程、驅力產生的結果，科學上仍有很大未知數。事實上，今日的花蓮，除了來自海底的驅力尚待釐清之外，還有來自中央政府能源政策的驅力，即是逐漸在各地建置的光電設施，除了可能影響當地的社會與生態，也關乎著當地以及全國淨零轉型目標能否達成。TSH在此脈絡下，訪問LTSER花蓮站的成員們──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孫義方教授 (以下稱孫老師) 、李俊鴻教授 (以下稱李老師) 以及戴興盛教授 (以下稱戴老師) ，本文將從他們在花蓮長久深耕的經驗中，探討成立剛滿一年的LTSER花蓮站特色，以及促進理解光電與社會生態互動的關鍵角色。
嘿CIRES，疫情之下還好嗎？
作為第四個成立的LTSER站，花蓮站看似較「兄姊」們年輕，但若從跨領域協作歷程來看，這一胎「弟妹」已經孕育一段時間。在LTSER計畫仍在醞釀中的2020年1月，東華大學成立「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Ecology and Sustainability, CIRES)，聚焦於社會生態系統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 的韌性，希望透過跨領域研究，促進社會生態系統整合治理，進而解決在全球變遷影響之下日益嚴重的環境、社會、以及經濟挑戰。
「那時還沒承接LTSER，但CIRES已在思考如何在花蓮本地長期收集資料，探究再生能源發展、農業生產和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全球變遷對這三個社會生態系統要素的影響」，孫老師回憶他們透過國際交流所獲得的啟發，包含美國和德國有許多跨領域研究中心定期舉辦主題工作坊 ，邀請國內外從事永續研究的團隊，帶著各地資料聚集在一起一兩週，相互討論與分析特定永續議題，然後針對資料整合或永續發展路徑，產出論文。「臺灣缺乏這樣的跨領域中心，我們就來試試看。」但孫老師隨即嘆口氣說，運氣不好，剛成立就遇上COVID疫情，無法邀請國際人士來臺舉辦工作坊。
當光電板來到縱谷農村
幸運的是，LTSER提供了一個機會，使CIRES在地長期監測的初衷能具體落實，並孕育出更完整的團隊。隨著政府啟動2050淨零轉型政策，面對再生能源的龐大需求，各部會在全國盤點適合設置光電的空間。剛好位於東華大學南方開車不到半小時距離的鳳林鎮，因為過去⼟地利⽤背景與所有權狀態，成為了潛在地⾯光電場設置的核⼼區域，目前已經約80公頃併網發電，而規劃與申請中的案場則超過1,000公頃。
「CIRES成立時，我們已經知道花蓮將設置很多光電場，引發非常多社會和生態的議題，所以包含動物自動相機和植物調查都已經展開。」孫老師指出，承接LTSER計畫成立花蓮站之後，團隊從各個潛在光電場中選擇兆豐農場作為樣區，「當時其它場區都還沒有開工的跡象，而兆豐在我們剛開始執行計畫時開始蓋，半年內砍了60多公頃的森林，所以我們決定把握機會趕快展開監測，建立衝擊前後的對照。」孫老師補充說，為了建立比較基礎，團隊選擇鄰近的光復鄉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作為對照組，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和兆豐農場都是樹齡約20年的⼈造林，非常適合作為伐除平地森林改為光電場的對比。
LTSER花蓮站的觀測區域位置 (圖取自計畫網站)
團隊將觀測架構區分為系統變遷的「驅力」、受到驅力而造成的「變遷」、以及因為變遷而產生的「衝擊」，孫老師指出，氣候變遷、社會經濟變遷與國家政策，在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是花東縱谷土地利用變遷的重要驅力，而農耕型態、平地造林、地面光電等則是主要的變遷方向，「當⼤⾯積平地森林轉變為光電場時，會對生態系服務、⽣物多樣性、地⽅產業發展、居⺠⽣活品質、地方感知以及公眾參與…等，造成什麼樣的衝擊，過去缺乏較全⾯、⻑期的監測。」
LTSER花蓮站的監測架構 (圖取自計畫網站)
花蓮作為全國光電衝突的借鏡─能與不能
TSH第七期電子報中曾經提及，光電的佈建對於生物棲地、養殖漁業或農地的衝突不只出現在花蓮，而是遍布全國各地，因此LTSER花蓮站對於社會生態系統的監測資料，也對於全國各地相關的議題有相當程度的幫助。孫老師自豪地說：「我們應該是全臺灣第一個從這麼多的面向，包含生態系服務、生物多樣性、碳水通量與大氣變化、還有社會經濟變遷等進行的監測。」從CIRES成立到承接LTSER計畫，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的監測已經進行兩到三年，今 (2024) 年五月CIRES更舉辦第一屆「再生能源發展對社會生態系統影響研討會」，除了分享初步觀測成果，也邀請全國各地學界與實務界的工作者，切磋光電與生態系統保育及社會經濟共存的解方。
事實上，從初步監測的成果來看，光電對於生態和環境的影響有負面亦有正面。以野生哺乳類和鳥類為例，團隊的許育誠老師研究指出，自動相機在光電場拍攝到的動物種類與數量都比在森林還要少，但物種組成有很大差異，光電場有較多的鼩鼱 (ㄑㄩˊ ㄐㄧㄥ) 和白鶺鴒 (ㄐㄧˊ ㄌㄧㄥˊ) ，而森林則有較多的山羌 (ㄑㄧㄤ) 和黑冠麻鷺，顯然光電場吸引了一些偏好空曠環境活動的野生動物。楊淳凱博士則發現兩棲爬蟲類會在不同季節活躍於不同土地類型，並在秋天時於光電場較為活躍；光電板所提供的遮蔭以及光電場基座結構所蓄積的熱能，可潛在提供兩棲爬蟲調節體溫的良好場所，提升兩棲爬蟲類的活動時間，顯示光電場經適當棲地營造可維護當地兩棲爬蟲生物多樣性。
生豐光電場內已出現環頸雉產卵 (鄭舜仁提供)
然而孫老師也提醒須注意差異性，花蓮站的場域以平地森林砍除後的綠地為主，並且仍保留一大部分的森林，和西南沿海的漁電共生有很大的不同，「漁電基本上就在魚塭上，覆蓋的範圍是固定在某個區域，但是農電會遍地開花，只要廠商找得到地，地方政府願意推動，就很容易蓋起來」。
此外，因為中央與地方的政黨關係在西南部與在花蓮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兩地在政策上的驅力也大不相同，社會面向的衝擊監測成果也就不必然能套用全國，但孫老師強調：「至少我們開啟了第一步的行動與對話，也告訴大家科學家可以如何為公共政策規劃與循證治理提供科學基礎。」
具有在地優勢長期監測團隊
長期監測仰賴長期投入，因此團隊本身能否在地化就是個關鍵，也是各個LTSER團隊共同的挑戰。花蓮站的優勢在於，團隊成員有許多是在地人，除了戴老師本身是鳳林人之外，其他老師在計畫之前就和鳳林有許多連結，有些甚至已經耕耘數十年。例如哺乳動物專長的臺師大生命科學系郭奇芊老師就讀博士時就在大農大富和兆豐地區進行鼠類疾病調查，東華臺灣文化學系郭俊麟老師的田野場域也就在鳳林，甚至參與撰寫花蓮縣誌和鳳林鎮誌。孫老師認為，越熟悉本地環境，需要磨合的時間就越少，對於團隊的成功組建相當關鍵。
此外，東華環境學院長期參與當地的環境運動以及社區總體營造，甚至在地方發生抗爭時也扮演很多角色，因此對居民來說，研究團隊是很熟悉也是長期存在的夥伴。孫老師笑說：「鳳林人都知道環境學院的老師是站在他們那邊，對抗所謂外來的惡勢力。」
然而即便有此優勢，團隊開始執行計畫時也歷經多次來回溝通與修正，特別是光電本身引起的爭議，從不同面向影響不同群體，就算是支持方也有許多是有條件的支持，而反對方的理由更多元，從反對政府能源政策到關切負面衝擊，還有些並不反對光電，只是不贊成地面型，只支持屋頂型。
鳳林受訪民眾對地面光電設置態度地圖
(沈嘉玲與戴興盛發表於第一屆「再生能源發展對社會生態系統影響研討會」)
在不同關切視角下，從地方農政單位到社區民宿業者，也會對於團隊展開的監測內容有不同的期待。「他們希望不只是光電，也能協助理解農村人口老化、缺工、以及人口外移的重大的社會生態變遷。」李老師過去念農業經濟，非常清楚農村調查的複雜程度，他坦言，目前量能仍有很大缺口，希望在收集各方意見後審慎評估是否新增特定社會監測項目。
孫老師也指出，原先並沒有想要設這麼多的溫度監測儀器，但訪談過程中發現居民非常在意光電造成的溫度變化，所以HOBO自動溫溼度計設置的範圍，擴張到案場以外很遠的地方，甚至到民宿區，如此才能有數據資料跟大家討論。
HOBO溫度計分布圖
(陳毓昀與孫義方發表於第一屆「再生能源發展對社會生態系統影響研討會」)
從實證資料展開社會溝通與協作
在目前搜集的資料基礎上，團隊已看到許多議題發展的可能性。孫老師說明，現已辨認出某些動物分佈的熱點，接下來跟植物調查資料和氣溫、濕度、土壤等環境資料結合，就能更清楚解釋為何此物種會出現於此、為何這樣分佈。整合這些資料後，就可以明白季節差異、光電對環境與物種的影響，進而了解環境因子、植被以及生物多樣性之間交互作用。
李老師指出，了解這些機制，對於化解當地人的疑慮至關緊要。「我們觀察到，有些人很反對光電，是因為缺乏諮詢管道，也不了解國家政策，光是害怕與擔心，就出現很多揣測。」李老師表示，在此脈絡下，LTSER就扮演知識轉譯的角色，把收集到的科學訊息用很淺白的方式讓地方人士知道，化解疑慮，並累積更多互信和對話，進一步把資料做更審慎的加值應用。
CIRES在今年5月5日於鳳林鎮的民眾活動中心舉辦「鳳林鎮地面型光電研究討論會」，就發現，「知情」是民眾最基礎的需求與期待，只不過CIRES研究團隊分享的監測結果，因每個人關心的面向以及居民個人從事的產業或生活影響的差異性，使得民眾對監測結果會產生不同的解讀，也進一步影響其對光電案場既有態度的深化或轉變。
團隊與鳳林民眾分享討論光電場對生態與社會影響研究結果 (CIRES提供)
除了與當地居民的互動之外，團隊也廣泛接觸地方的農政機構、農會信用部、農會推廣部，甚至已經和農改場簽署備忘錄。「很幸運的，廠商態度也很開放，友達光電願意與我們一起了解光電對於當地有什麼影響，也想知道針對這些影響可以做什麼補救。」孫老師說。
團隊和廠商定期開會，廠商會提供目前施工狀況，並依照團隊的監測結果修正，例如除草的時間和方法，還有光電板下面的積水排除的好處或壞處，「他們第二期的規劃面積從原本400多公頃下修為200多公頃，就是跟我們討論後，修改隔離帶寬度，重新設計出來的」。生豐電場在自行委辦的生態監測的過程，發現越來越多動、植物回到電場土地棲息的跡象，還有包含臺灣紅皮書列為接近受脅的植物。孫老師補充，團隊量能有限，但透過與農改場、廠商密集交換意見與技術合作，能滾動出更完整的社會生態調查成果。
生豐電場動植物調查
長期監測所需的前期磨合與後期努力
從2020年初CIRES成立，到2023年夏LTSER成立花蓮站，儘管團隊有大量的在地成員，且多數來自同一個學院，但從前期整合到目前的集體協作，仍然費盡許多心思。針對新成立的西南海岸站和阿里山站，訪談者詢問剛成為「兄姊」的花蓮站是否有想要分享給「弟妹們」的建議或啟示，李老師認為，要預期花很多時間坐下來討論與對話，並透過共同讀本與議題作為基礎，才能建立團隊、培育人才、以及找尋到解方。
孫老師則坦言，光是聽懂彼此講的話就很不容易，「我們每週有讀書會討論社會生態系和治理方面的議題，還有好幾次大家一起關在某個地方三天兩夜腦力激盪，讓大家至少語言可以互通，知道你講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不會想成另一個東西」。
三位老師以韌性 (resilience) 為例說明，不同學科在定義上都圍繞著如何在重大事件衝擊後復原到一定程度的概念，但如何監測韌性，就有很大的不同。自然與生命科學會有很清楚的量化指標，例如生態學中的適應地景 (adaptive landscape)，可以量化某一狀態經過擾動後，是否能回復到原先狀態，但大部分社會科學概念的韌性因子是質化的，例如社會資本。「我們當然也能把社會網絡畫成一張圖，但很難給出具有科學意義的量化指標。」戴老師指出，社會對於光電的接受度，很大程度取決於信任度、好感度、以及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問卷統計頂多呈現趨勢變化，但這也有非常大的主觀性，「前期磨合主要是理解多元想法，不要一開始就質疑別人，或預設別人的想法沒有意義」。
至於後續的長期努力，不可諱言，國科會和學校穩定的財務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校方高層很願意支持永續發展，連帶著也肯認我們這些工作對於社會的貢獻。」李老師強調，長期監測可能沒有回報，或是10年才能看到一些成果，「這是一種社會服務，監測20年可能才會有一些東西能講，但三年五年內真的很難，對年輕或新進老師而言很辛苦，沒辦法很快發文章、拼升等」。
TSH訪談LTSER花蓮站的隔週，參加前述的「再生能源發展對社會生態系統影響研討會」，花蓮站成員——同時也是CIRES主任的張世杰老師在開場時就說，這陣子花蓮的地牛不太安份，各地來的夥伴們可以好好體驗一下，果然當晚近海就出現芮氏規模四的地震。從大氣的氣候變遷、地上的光電板，到海底的斷層，乃至於政府政策與社會經濟變遷，我們對於作用於這塊土地的各種「驅力」與其影響仍有很大的知識缺口，而LTSER的努力只能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但這一步已成功踏了出去。
